張俊成最害怕被落在后頭，為此，他可以“24小時不睡覺”，手機里的提醒事項超過了70條，就連手表都要比實際撥快10分鐘。

他早就習慣了一直往前沖。20多年來，他騎著自行車沖出村莊，又坐著大巴沖出縣城。在北大做保安的時候，他沖過成人高考的關卡，考上北大法律系(專科)，那一次，他又跑在了后來500多名考學深造的北大保安前頭，被稱為“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”。

如今，41歲的他是老家山西省長治市一所中等職業學校的校長，正在領著813名師生沖出被大山圍抱的世界，像當年的自己一樣。

“你們要比別人早半小時起床，晚半小時睡覺。”坐在沙發上的他身體前傾，對面是5個十幾歲的學生。“必須比別人多付出，才有可能改變自己。”相比20多年前，他看起來變化并不明顯，膚色偏深，挺拔瘦長，頭發一絲不亂地向后梳著。

在北大時，他白天是學生，晚上做保安，用比別人多一倍的速度在兩個世界來回切換。如今，在很多人眼里，這位校長是個“瘋子”，他一周有三四天都住在學校，曾經在2015年一邊招生，一邊培訓老師、翻修學校，在3個月內跑完了辦學校的所有手續，第一年就招到了200多名學生。

因為他比誰都清楚，“落后”是什么滋味。

22年前剛在北大當上保安時，他身穿深綠色的制服，扎著黑色的武裝帶，戴著大蓋帽和一副白手套，身姿筆挺地站在磚紅色的院墻外。套著T恤衫的學生，裹著中山裝的教授，西裝革履的各國政要交錯著從他身旁走過。那時他以為，自己已經到了人生的巔峰，“覺得他們都不如我，還要受我管制。”

但很快，沮喪像潮水一樣從四面八方涌來。交談時因為著急，聲音高了一些，他曾經被人提醒：“中國人都喜歡唱升調，你要學會唱降調。”還有人直接喊他“農村娃”“土老帽”。一次幾個外國人想進北大，他不會英語(精品課)，只能靠手勢比劃，把他們攔在了西門外，那些人給他的最后一個手勢，是齊刷刷朝下的大拇指。

這些時刻交疊在一起，變成了觸發他參加成人高考的開關。“當時沒想那么多，就想下次再碰上老外，一定要用英語對話。”張俊成說。第二天，他就請假去對面的早市買了兩本初中用的英語教材。

當時100分的試卷，他只能得7分。北大英語培訓班一學期的學費是3600元，他每月才掙214元。英語系的曹燕教授有次聽見他在讀單詞，還以為他學的是德語。

過了幾天，他被曹老師叫到了辦公室。一眼就看見桌上擺著兩張聽課證，一張白色，一張綠色。分別是托福強化班和成人高考培訓班。“沒事，你免費聽吧。看你挺上進的，阿姨想幫幫你。”

他當時就站在桌邊哭了起來。

他請班上的老師翻譯出100句常用的“崗上英語”，背得滾瓜爛熟。從一開始與人對話連蒙帶猜，到后來在報道中他被形容“英語說得比普通話還溜”。

只不過，他需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。班上有許多同學都是高中畢業，“底子好”，而他只有初中文憑，高考成績只比錄取分數線高了兩分。上課時他從來不穿保安服，到了晚上值班前，才匆匆跑回西門換上，“生怕別人知道我是保安”。

在當時，保安隊里從沒有人報名參加高考。他們知道北大每棟樓的具體位置，甚至每個房間的門牌號，卻似乎只能是這個學校的“外人”。有次一個班上的同學路過西門，認出張俊成的時候一臉驚訝，“你們保安也學習？”他漲紅了臉，“是個人就要學習”。

為了不被落下，他只能跟隊長申請晚上站崗，白天課間的時候，他也會幫隊友值一會兒班。會議室沒人的時候，他就在里邊學習，從規定的1小時拖到2小時。他每天睡覺的時間大概只有3個小時，被窩里還經常閃著手電筒的光。很多時候，他連吃飯都顧不上，不到半年時間體重下降了15斤。

如今面對一些“問題學生”，他會單獨把他們叫到辦公室，把自己的故事說給這些孩子聽，“難道你以后想被人看不起嗎？”學校創辦不到兩年，他單獨談話的學生已經超過百人。

盡管如此，很多學生依然會在課上望著窗外發呆，在考試中交白卷。現在的他們，還“想不到那么遠”。

張俊成又急又惱。職校里的很多學生來自農村，通常也跟他一樣，黑黑瘦瘦的。“這些孩子最缺乏的就是人生規劃和視野。”張俊成說，“如果當時有人指導一下，或許就不會像我一樣走這么多彎路。”

跟眼前這些學生一樣大時，他并不知道“學習到底有什么用”，更不理解那些初中畢業還要繼續讀書的人，覺得那是給家里增加負擔。地里的玉米、谷子、小麥都需要人手，對當時的自己和家庭來說，那才是更緊要的事情。在當上保安之前，他以為北大就是“北大荒”。每次聽到這個地方的時候，他總在心里嘀咕：“那比我們家還窮哩，還用考？”

家里7個孩子，他是唯一一個學歷超過初中的。小時候，家里人要去大隊公社勞動，沒空看管這個最小的孩子，就把兩根紅腰帶接成一條長繩，一頭拴在他的腰間，另一頭拴在一個沉甸甸的枕頭上。曾經他能接觸到的世界，只是那兩根紅腰帶長度范圍內的區域。

黑白電視機屏幕里的高樓大廈、鎮上同學家里的蛋糕，以及三哥從長治帶回的喇叭褲和花襯衣，是那個時候張俊成對于外界為數不多的認知。電視里經常出現威風凜凜的“老板”，身后永遠跟著幾個“小弟”。他曾經無比向往成為這類“能管人的人”。

然而現實是，除了干農活，他還要在鐵礦上打工，挖一噸鐵礦石能掙二三十塊錢。在用雷管炸開的黑漆漆的洞里，干電石燃燒的燈發出難聞的氣味。他的衣服上還打著硬邦邦的補丁。

擁有一件新衣服和不再受苦受累，幾乎是他最初離開家鄉的全部理由。

后來，沒人能想到，當年的“紅腰帶”能一路延長到北京。

有好幾次，他都以為自己已經沖在了最前面。甚至在背上母親用編織袋做成的背包、走出村莊的那一刻，他就覺得自己已經成功了。

這些“成功”的天花板不斷被現實打破，他一次次意識到，自己面前永遠有一堵更高的墻，墻外是更大的世界。

在長治一家汽車配件廠當臨時工的時候，他是廠里最賣力的，當時只有一個去北京當保安的名額，就落到了他的頭上。在保安培訓基地時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被分到北大保安隊的一班，三個月后，就當上了班長。

他終于擁有了自己買的新衣服，那是一件花了8塊錢在地攤上買的白襯衣。對于每月工資幾十塊錢的他來說，這是最昂貴的東西，只有最重要、最干凈的場合才會穿，洗衣粉都比別的衣服多用一點。

他穿著這件白襯衣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巴，又穿著它走進了考上北大后的第一次課堂。但是在那里，即使穿著那件最寶貝的白襯衣，他也不敢跟任何人講話。

“有時候除了努力，我們沒有更好的辦法。”在最近一次全校講話中，他對著幾百名師生說。臺下的學生們齊刷刷地仰著臉。他們穿著軍綠色的制服和迷彩服，像極了張俊成當年的保安制服。看著他們，張俊成仿佛看到了當初的自己。

這個“報告廳”其實就是學校的食堂，玻璃窗框上的綠色油漆已經剝落，舞臺的前端坑洼不平。而坐在這里的一些學生家里，寫“福”字只用得起白紙，墻面跟地面都是灰黃的。學校貧困生的比例為10%，每到過年過節，張俊成總會組織老師為他們送去米、面和油。

“這些東西也許就能讓他們過好一個春節。”他想起自己小時候過春節，慶祝的方式就是喝到一碗肉湯。

現在，他要帶著800多名學生活出更好的人生。從北大畢業回鄉時，他帶回了整整3麻袋的書，每到一處職業學校工作，就會把這些書都帶過去。很多書都是北大的教授推薦的。

在北大上課的日子，他會陪著老教授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，聽對方講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，也會接過教授開的書單，去地攤上一本一本地翻。“月底如果剩下三四十塊錢，可能會都用來買書。”他把一本名為《書祭》的小說反復看了好多遍，里邊的主人公需要每天拾糞，卻經常趴在教室窗外偷聽上課。他覺得這個人像極了自己。

那些書跟著他擠上了從北京回鄉的火車，如今在一間圖書室里，跟6種報紙、四五萬本書放在一起。那是他為學生們打造的“外面的世界”。一次大雨，他擔心圖書被淋濕，在半夜兩點趕到了學校。

他把學校當作一個“軍事訓練場”，早上五點五十分，他會準時來到學校，等著跟學生們一起跑操，檢查要求疊成“豆腐塊”的被子。每天晚上，他要花兩個小時在17間教室來回走動，看著學生們上晚自習。

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，學校在儀器設備上的投資已經上千萬元。在今年即將開始的招生中，他將計劃招收人數擴大到600多人，并堅持著最初的想法：“辦學校并不是為了營利，學生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如今的張俊成似乎很少跟“落后”扯上關系了。甚至他的每一天都是從前一天晚上開始的。每天睡前，他會把第二天每個小時的日程都安排好。他最新的計劃是，10年之內成立長治第一所民辦大學。

距離當年那場高考已經有22年了。對他而言，那并非實現人生跨越的唯一方式，卻是“必經之路”。有時他會想，如果當時自己做保安時沒有被分到北大，也許人生就是另一種光景。但他不愿意把自己簡單地概括為一個“幸運者”，他認為自己是“實干階層”中的“努力者”。

盡管他的“成功”很多時候只是一種個例。在他帶過的職校生中，能夠“出人頭地”的大概占30%。但他認為這個社會是完全公平的，“從來沒有人會阻攔你努力”。他的辦公室有一張匾額，上面寫著“天道酬勤”。至于自卑，那是“自己看不起自己”。

在他之后，有許多人曾經或者正在復制他的“成功模式”，包括自己在職校的學生。那位學生被他送到北大保安隊，也通過成人高考考上了北大行政管理學院。

張俊成為學生感到高興，卻并不覺得自己的人生可以成為一種固定的模式，“每人都有自己的成長軌跡，而我也只不過是個平凡人罷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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